经典语录
让-皮埃尔?雷奥当时十四岁。安托万?杜瓦内尔什么事情都偷偷摸摸的，总是假装服从，其实只当成耳边风，而让-皮埃尔没有那么*沉。他和杜瓦内尔一样，孤单、不合群，随时可能反抗。但是，作为一个少年，让-皮埃尔更健康，还经常胆大妄为。第一次试镜的时候，他对着镜头说：“听说您要找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所以我就来了。”和杜瓦内尔不一样的是，让-皮埃尔很少看书。他当然也有内心生活，有隐秘的想法，但他已经是一个视听时代的孩子了，也就是说他会更愿意去偷雷?查尔斯的碟片，而不是“七星诗社丛书”。
安托万?杜瓦内尔是谁？前不久一个周日的上午(电视节目《观众时段》中播放了《偷吻》中的一个场景(场景中出现了让-皮埃尔?雷奥和戴尔菲娜?塞里格。第二天晚上(我走进圣拉扎尔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我从没去过那里。咖啡馆老板对我说：“嘿，我认识您……我昨天在电视上看见您了。”不过，他在电视上看见的当然不是我，而是扮演安托万?杜瓦内尔的让-皮埃尔?雷奥。我要了一份浓咖啡。老板拿了过来，因为跟我更靠近了，所以他更仔细地打量我，然后说：“那部影片，您一定是很久以前拍的。对吧？您那时更年轻……”
一会儿，走路发晕但兴高采烈的安托万和一脸亲热的勒内走了出来。两人回到他们住的街区，取回门背后的书包。分手之前，勒内向安托万展示了自己如何把母亲给老师的假条上的字母上半部分弄掉，把周一变成周二。安托万告诉他自己明天没有假条可以上交。勒内说：“你有你妈妈的手写样本吧。你可以照抄我的假条，明天早上还我就行。”
我们不得不承认，伟大的电影人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但是，练习拍摄属于你自己年龄的电影也很重要，如果你二十五岁，喜欢德莱叶的话，尝试效法《吸血鬼》而非《诺言》也很重要。青春是如此仓促，缺乏耐心，会迸发出各种各样具体的想法。年轻的电影人必须在疯狂般的匆忙情形下拍摄自己的电影，这些电影中的人物匆匆忙忙，镜头与镜头互相推挤，争取能在“剧终”之前挤上银幕，这些电影中包含着他们的想法。之后，这一连串的想法会让位给一个更宏大、更优先的想法，然后影评人会抱怨一个曾经“年轻有为”的导演变老了。那又如何？
今天我们需要捍卫的是电影这一整体，是作者电影，也是一种视觉上的愉悦，是有想法的电影，每个画面中都有着创见，它不从战前的电影中借鉴什么，是为我们打开那条早已被禁闭太久的道路的电影。
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常务校长泰索诺先生应该买个《疯狂的果实》的拷贝，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放给学生们看看，让他们别再只想着学会当助手的思维方式。什么是助手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被概括为：“我终于能拍我的处女作了；我怕弄砸了丢人现眼；我可以接受剧本和演员对我施加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我不会放弃的，那就是时间；我要求十四个星期的拍摄时间，其中十三个在棚里，因为，如果我能尽可能多地使用胶片和时间，即使我不能拍出一部好电影来，至少我也能*，我可以拍出一部电影来。” 拍《疯狂的果实》，用了十七天。
感谢伊利亚卡赞和尼古拉斯雷对于演员的敏感程度，詹姆斯迪恩扮演了接近于波德莱尔式主角的人物，而他本身也真的就是那种波德莱尔式的主角。
詹姆斯迪恩的表演与五十年的电影经验背道而驰；每个姿势，每种态度，每次模仿，都是对表演心理学的一记耳光。
有些电影是由无能的愤世嫉俗者拍摄的，就像是《桂河大桥》和《百战雄狮》（The Young Lions），那样的电影就是骗人，拍出来是为了讨好那些离开*时带着更好的自我感觉或觉得自己学到了什么的观众。
“美国的电影工业，”他（罗西里尼）说，“是基于放映机的销量以及广泛使用而来；好莱坞电影花费太多，很难盈利，而且是故意弄得太过昂贵的，为的是打消人们制作*电影的勇气。欧洲人若要模仿美国片，那就是疯了；如果要自由地构思和拍摄电影真是一件太过昂贵的事情，那我们就别再拍电影了；只要写写大纲和剧本草稿就可以了。”
所有这些都和威尔斯的假设——平庸的人需要事实，不平庸的则只需要直觉——混合得很好。
他（罗西里尼）的需求和欲望与实现它的可能*之间的任何差距都会毫无意外地制造出冲突，如果他的历史、伦理、社会和地理真实*能让你接受的话。让电影得出一个结论也没什么问题：结尾是由冲突的各部分的总和所决定的；或乐观或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