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在美国，像西雅图这样排名二十开外的中等城市，可以拥有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跨国巨头，巴菲特一辈子安居于只有几十万人的三线城市奥马哈；以创新能力著称的3M所在城市只有三万多人，其中一万多是3M雇员。这些企业要是在*，就不得不挤进中心都市，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到它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匠人精神的一个要点是，少问“why”多问 “how”，在追问链条上别走太远，及早接受某些使命为自己“分内”之事并努力将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连串追问以构建一套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 奉行这样一种生活和工作态度的民族，比较容易在上层价值取向被完全替换之后，迅速为自己重新找到“分内”使命，并以同样的*精神去加以执行。
许多所谓的洗脑活动，比如传销培训，确实汇集了一批轻信的狂热分子，但这未必是因为传销者的思想控制手段有多高明，或许只是因为轻信者原本就缺乏判断力，加上知识贫乏信息闭塞，因而容易被蛊惑，而传销过程只是将他们筛选了出来。 甚至传销参与者未必真的相信他们所接受并转而向他人兜售的那套说辞，尽管他们常表现得如痴如醉，但这很可能只是常见的自欺伎俩：为了更有效地哄骗别人，最好先把自己哄信了，但这种相信是浅层的，内心深处他们也可能明白这只是获取利益的手段，也就是说，这是他们经过权衡之后作出的自主选择，他们并未丧失自由意志。
因为我们曾是狩猎猿，所以比我们的猿类近亲更爱吃肉，更难抵御肉脂的芳香，但我们仍背着灵长类的包袱：不能合成维生素ｃ，所以无法像其他食肉动物那样放弃水果和蔬菜；因为我们吃更多肉，加上会用火加工食物，我们的肠道短了许多，也不再那么耗能，才供养得起高能耗的大脑。 为了长途追逐猎物，我们有了适合长跑的直立体型和长腿，为了解决长跑中的散热问题，又有了裸露皮肤和发达汗腺；为了猎取大型动物，我们发展了团队合作能力；因为大猎物的肉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学会了分享肉食（却较少分享素食），建立了互惠关系，最终发展成了我们丰富的社会*。
在传统*，一个十分显著的趋势是，越往南，肉食越稀缺；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越往南土地复种指数高，而且越缺少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需的草地。大型肉畜只有猪，而猪虽然产肉效率高，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其食谱与人类重合度高，因而难以大批饲养，否则便与人争食了，鸡鸭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次是越往南，粮食的蛋白质含量越低，番薯芋头等块根块茎类的蛋白质含量远低于谷物，而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又低于小麦，同样是小麦，南方小麦也低于北方小麦；这样，南方人必须在主粮之外寻找更多的肉食来补充蛋白质，可他们又缺乏大牲口，所以只好挖掘其他一切可能*了：*肉、马肉、青蛙、山鼠、蛇、蚕蛹、蚂蚱、蝉、水虱……
我们要么放弃对洗脑的道德贬责，要么剥离这一概念的功能含义而让它退化成一向骂人话：假如我不喜欢你传播的观念，就说你是在洗脑。若相反，则说你是在教育。
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tesome l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哈耶克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自由是且只是免于强制。
事实一次次*，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事情上，普罗大众的判断力并不比精英分子差多少。每当一堵新的柏林墙竖起时，老百姓大都明白该往哪边跑，跑错方 向的，反倒多数是自视为聪明人和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
谢绝自带酒水的基本理由是饭店不想无偿提供（即便是部分的）休闲和用餐场所，这与谢绝自带食物道理一样，也是容易想到的。不过酒水有其特殊之处，点了酒水的客人通常会将饭局拖得较长，所以，酒水溢价也可视为饭店对喝酒客人额外占用的座位资源所收取的租金，座位资源属饭店核心资源，而“翻台率”也是饭店管理的重要指标。
意义并非来自于经验事实，而是观察者赋予他的，所以只要乐意并觉得方便，可以将意义赋予任何层次上的现象，在这一层次上将经验事实组织为一个结构，给它取个名字，将其视为具有某种连贯*和可识别边界的“实体”。
这是管制的又一个恶果：逆向淘汰。管制规则对于行为的约束力，不仅取决于行政部门的执行意愿和能力，也在于管制对象暴露了多少执行者易于施加强制的利益部位，就像借贷关系中的抵押品，不同厂商的抵押品差别很大，因而同一条管制规则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越是那些以信誉和质量取胜、资本和技术密集、规模化的企业，就有越多的抵押品可以被执行，于是容易被从管制规则所限制的那些领域中驱逐出去，剩下的都是打一*换一个地方，随时准备跑路的短期渔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