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非常适合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但对新时代来说，它完全不适合。想想在新旧世纪之交时人类思想上发生的那些变化吧：弗洛伊德、尼采、威廉·詹姆斯、柏格森、马克思、爱因斯坦和普朗克都在1910年前提出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开创*理论。狄更斯和艾略特从未读到过这些。他们的小说适合以马和马车代步的社会。但此时亨利·福特开始大批量生产T型汽车，让我们步入了一个每小时行进三十英里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加快了动作。小说也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新的步调。
很快，实验开始了。到1920年为止，许多主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DH劳伦斯、伍尔夫、康拉德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英国和爱尔兰），斯泰因（美国）；托马斯·曼和卡夫卡（德国），以及普鲁斯特（法国）——已经把小说中的传统彻底颠覆了。为什么不呢？当时间（柏格森）、意识（弗洛伊德和荣格）、现实（爱因斯坦、波尔、海森伯格），甚至伦理（尼采）都已全然改变，当人类开始飞行、画面开始活动、声音在空气中遥遥传递，除了尝试新事物，还能做什么？
总是会有审美距离，让小说中的可怕情境可以忍受。这种距离感就是小说的可取之处，也是救赎我们的恩典。
首先，小说叙事中不止一个声音。你已经为自己挑了一个，是吧？但为什么小说选和研究小说的入门书里很少指出这一点？它们倾向于“（某个）叙述视角”，好像在任何作品中都只存在一种声音似的。
那么，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最有效？线*叙事，围绕个人成长或走向奔溃而展开情节，有能够让读者投入感情的人物，并有给予情绪快感的清晰的情节展开。换句话说，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写作方式。
没有一本小说没用某种方式揭示出它们的历史时刻。一本小说可能会将年代设置在八百年前或好几个世纪之后，甚至可能超越地球，跑去遥远的星系，但它依然是现在的产物，不管这现在是何时。而现在总是过去的产物。无论如何，历史都会不请自来。
过分的清晰会杀死小说。
我们不会随便接受什么可怕的人；“他”（公平起见，或者还有“她”）一定得是个特备的恶人。而且他被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对我来说，这一现象意味着读者和作者都有着巨大的好奇心与理解力。我们能懂得什么令我们厌恶，能理解恶人为何会存在，是如何犯下滔天罪行的，但我们又不会被这些罪行牵连和玷污。我们回应，感受，甚至可能为他们悲伤，但是我们不会变成我们读到的魔鬼。总是会有审美距离，让小说中的可怕情境可以忍受。这种距离就是小说的可取之处，也是救赎我们的恩典。
每种小说都会规定它需要哪种句子；而句子也决定了它能写出怎样的小说。海明威的书具化了文化上的记忆缺失，或者说对短期记忆缺失的需要。谁想记住这个世纪的可怕事件，这次战争？福克纳则表达了怀旧与摒弃之间的挣扎，表达了对一个安静稳固的过去的怀想，而这过去包含着他不可避免去面对的恐怖。福克纳的目标是囊括，是到处搜罗；海明威的目的则是排除，是与事物保持距离。
我们也可以坐视电影里的人违法，但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偷窥*质的媒介，我们只是被动地观看。小说却让我们投入到行动中，让我们在非常私人的层面上与角*产生认同。
所有的故事最终都指向人*，反映生活。
阅读量上去了，思考多了，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模式。所谓模式，就是反复出现的一些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