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拜占庭帝国、哈里发国家以及黎凡特港口的财富不断吸引着西方的商人和统治者。在横跨地中海的东西贸易扩张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来自西欧和西北欧的商人，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也由此建立了全新的、充满活力的贸易制度。由于欧洲南北之间贸易的增长，掌控地中海与西北欧之间的大西洋航线的重要*也随之提升。相应地，北欧和南欧不同的造船方法与航海技术不断融合，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欧洲水手得以探索未知的海域，并发现了全新的世界。
尽管书中并不缺乏关于帝国、王国和城邦的故事，但沿海地区与海上航路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那里不仅交换商品，也交换着语言、思想和宗教，并接触到其他地区的商业、法律、审美乃至饮食。
自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以来，爱琴海上广泛的战斗以及罗马人消除了其潜在对手的舰队的*事行动，导致了海盗活动的再次出现。最著名的受害者是年轻的尤利乌斯·凯撒，他在公元前75年冬天前往罗德岛时被海盗俘获，并关押了将近40天。在支付了12000枚金*后，凯撒得以脱身并捕获了这些海盗，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人们与全球海洋的互动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可能就是其普遍*，甚至影响到那些对航海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人。这一点在古希腊和古代*并无不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漫长历史上亦是如此。那些以海上贸易为生的人尽管常常遭遇反对和阻力，却以饱满的热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此过程中丰富了自身及互动对象的文化内涵。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种族优越论最清晰的物质表现就是海权，欧洲人有能力将自己的海上霸权延伸到海外，创造并维持远在另一个半球的殖民帝国。这带来一种非历史*的概括：希腊人和英国人是海洋居民，罗马人和*人则是陆地居民。这样的假设掩盖了复杂的实际情况。换句话说，不同民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汽车或者飞机、取决于经济、工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任何人都不会将对汽车或者飞机的使用与种族或民族联系起来。
航海是一件高贵的事情，对人类而言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有用。不仅是因为它可以输出过剩的物品，并提供当前缺乏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任何地方的水手都知道，海洋是一个无情的对手，对其应该怀有敬畏，而不是一意将其征服。孔子在《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如果说为我们所共享的全球海洋的历史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便是这句简单的真理。
直到最近，除了*广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数西方人对海洋*的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结果便是，18至19世纪的“行商”制度就像商业超新星散发出的耀眼光芒——辉煌而短暂，而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于是，这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误解和低估了*商业活动的海洋取向，这一取向的突出表现就是*“无*保护的商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以此描述福建商人）在海外的商业领地（如新加坡、雅加达、马尼拉等）。正是这种古老的海上活动传统，帮助*的航海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到30艘*贸易船只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舰队。
本书试图考察人们如何通过某一海洋和河流而同其他的海洋和河流之间产生联系的，又是如何将其农作物、产品和社会制度（包括语言、经济及宗教）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我将集中探讨下列主题：航海事业如何扩大了共享某种知识（包括市场和商业实践，或航海和造船业等方面）的贸易区域；语言、宗教和法律的跨海传播如何便利了区域间的联系；统治者和*是如何通过税收、贸易保护等机制开拓航海事业并以此来巩固和强化其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