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本人并未踏足的五城，却成为一位唐史学者内心深处执著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赖瑞和先生以一颗赤子之心踏上杜甫诗中的土地，足迹所至已远不止五城，而是遍及全国，不仅圆了自己的梦，还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人情味十足的故事。杜甫有“诗史”之美誉，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作者赖瑞和先生文中的风土人情、生活细节，尤其是以一个海外华人的视角观察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大陆的社会图景、人生百态，亦可称史笔。
本书为*图本。
经典语录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一千多年前，河内本属于唐代的岭南道，当时称为交州，也就是汉代伏波将*马援征服的交趾
*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车站，在广场上抬头一望，便已经解开了那困扰了我十年的谜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见不到这些山的。现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远，更可以*实这点。 看来，这几座山距离西安城区，其实都太远，连最近的翠华、骊山，都远在至少三十公里外。所以，它们在历史上对长安的防卫价值，可能并不如我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而且可能也没有历代史家和诗人，所咏赞的那么险峻。如果说长安有山险可守，那都不免是一种史家的滥调。事实上，回想起来，唐代的长安城就曾经被人攻破了好几次。安禄山来过，黄巢也来过，甚至连“外国”的吐蕃*队都曾经攻进去过，掠夺了好几个星期才退兵。难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围，建起一道长长的城墙，来作为第一道防线了。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巨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而是古拙的苍绿*。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所时，我曾经跟刘子健老师念过两年的宋史。刘老师是名满*的宋史权威，上课时非常投入，充满热情。听他的课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这次到这座北宋的都城来，多少也是为了这点因缘。现代的开封，当然再也找不到《清明上河图》那种文雅的生活了，也寻不到《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那些民俗曲艺了。在仿建的御街上行走，不免感到这又是一种“后现代”的嘲讽。回时无意间经过书店街，见到那两排明清时代的楼房，才觉得开封还算有点古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