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通鉴》之学，温公自辟之家学耳。先温公而编年者，项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胜之矣。后温公而编年者，短长相覆，差曰无咎无誉而已。若乃处丕变之运，而昧日新之功，虽日夕爱叹诵写，而改造无闻。则是温公不负后世，而后世负良史才者，乃重有负于温公也。
编年史之面貌，存于五帝之世者，既不可睹；而史迁所见《谍记》，其内容与可信程度，又尚属假定之谈。则其可睹而可信者，究安在耶？曰：三代之世，有其仅存者焉——夏以后之《竹书纪年》也，殷墟之卜辞也，周之诸侯史记也。夏、殷、周皆有史官，夏、殷之史，其所掌者，谱谍历算为重。何以知之？
人之初见者，多冠其邑里，或*注世系；将卒者，有谥必书谥。……故读《通鉴》者，瞥见某人书谥，则知其人将死矣。
盖古来治史学史者，自唐之刘知几《史通》一书而外，其于史籍源流与史家得失，能为深谈，而目光不局于一隅者，尚不多见。《资治通鉴》成于北宋，不及纳于刘氏铨衡之环中。后贤解题之书，源流得失，粗略而已。吾谓源流备见，则得失将益昭然。刘氏之巨眼，则既不易得而多见之矣。而治斯学者，意有所专，岂能自废。此编所明者，涑水一家之书，而本章乃以初型发端，于史体见其源，即于温公见其大。源流得失，相待以明，亦《史通》之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