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作者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本书的叙述，书中涉及的大量细节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经典语录
他把我父亲对他的影响写入了《那段跟宋淇吃西餐的日子》。文中说：“我接触宋淇先生已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中文大学，身体不好，仍为《星岛》创办**印刷的大型文艺刊物《文林》。我是初出茅庐的小子，做了几份商业机构的工作都做不长久，颇觉大机构非人之苦。进入《文林》跟随前辈工作，有机会学习过去文学、艺术的传统，最感动的是那种文明、包容的气氛。宋淇先生对诗、对文学艺术的热心感染了我们，至今未尝止息。”
他是校长的特别助理，但他不是教员，又不在体制之内，不需要向任何单位负责，只需要向校长交代，因此校内很多人对宋先生非常忌惮。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经常说自己割了一边肺，还强调他所服用的所有*物，由抗生素到胃*，都需要是最先进、刚在美国研发不久的，给我们感觉他弱不禁风，但抱病坚持。事实上他管的事情非常多，编辑相当小心和仔细，能看出他事无大小都关注的作风。”在文中郑树森又说：“我只觉得宋先生十分神秘，跟他平日对中大很多校务欲言又止的作风如出一辙。”
“一般电影剧本的通病是过分重视剧本的故事，而忽略了其中的人物，以致本末倒置，一味追求曲折离奇、出人意表的故事，对人物的塑造视为无足轻重。甚至为了迁就故事，人物的*格会前后矛盾，无从令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由于出发点错了，*电影便随之走错了方向。”
《张爱玲私语录》辑录了他跟张爱玲的通信，简直可当一部“病史”来看。用父亲的话来说：“凡是希奇古怪的病，我差不多都生过了，居然能维持到现在，一半是自己肯研究病情，然后尽量适应，一半靠文美照顾。”（1991年3月14日致张爱玲函）。在病魔的折磨下，父亲无可奈何只有离职。父亲在辞职信里对邵逸夫说，多谢他友善地忍受了自己工作期间的疾病，这些恩情会永记于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报答这份善心。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一个宣传惯技就是参加“*影展”—先上映，然后参加影展，夺奖后再重映。这个*影展其实是所谓的“分猪肉”，每个国家都有奖项，各国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分配奖项。电懋当时最希望拿到“影后”这个奖项，因为它的影响力比“最佳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
电懋和邵氏竞争激烈，喜欢抢拍一样题材的电影（例如《武则天》及《杨贵妃》），率先上映的就会赢得票房，后来者就好像在重播旧片，乏人问津。其中一部抢拍的戏是《红楼梦》。因为个人喜好，我父亲最想拍的也是《红楼梦》，并安排让张爱玲写剧本，可惜被邵氏抢了先，电懋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拍。电懋1971年结业后，这个剧本下落不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想去找，但找不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剧本到哪里去了。电懋之所以结业，是因为陆运涛在1964年去*参加*影展途中，因空难身亡。
科学要建基于事实，你要看看是不是所有戏剧就只有那三十六种，正如考察所有的计谋是不是只有三十六计。我没有做过这个分析，但父亲倒有两个例子，似乎颇能印*所谓的三十六种戏剧结构。
“人就好像*，如果*要跳起来才有饼吃，它就会越跳越高。如果现在让*吠两下就给它饼吃，那只*日后就不懂得跳。”
可是到*后不久，我们的财产便化为乌有。为什么呢？原来，父亲把从上海带来*的积蓄存进了同乡开的四海银行，但这同乡竟亏空公款，逃之夭夭；当时又没有存户保险，结果父亲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付诸流水。幸好他生*豁达，顺境逆境都可以继续生活。1951年，我父亲开始在*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国新闻处找到工作，负责文学翻译，后来又进入了电影圈。我们家不是一直都那么富有，反而经历过多番大起大落，也许正是这样，父亲才会逼不得已涉足多个领域，成为多才多艺的“通人”。
在《私语张爱玲》一文中，父亲写道：“（李丽华）脸部轮廓极好，工作态度更是有口皆碑，无怪走红影坛历久不衰，有‘长春树’之称。我们同她相熟后，知道她坦率风趣，说话刮辣松脆有时三字经都会出口。”我不常见到李丽华，也没有听过她的三字经，但我跟她的儿子倒是同学。
